北宋在我国历代王朝中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存在。夸它的人盛赞它文化昌盛、经济繁荣。鄙视它的人则责怪它重文轻武、军事无能，那大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朝代呢？
一、唐宋之变
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，在它之前，中国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处于豪族社会。
也许大家不太清楚豪族社会是什么，豪族就是大一统国家里的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，它有独立的农业、商业、手工业和军队。除了少数像盐铁这样的稀缺资源之外，豪族庄园对外部没有太强的依赖性。这种经济模式导致的后果就是在上千年的时间里，华夏商品经济全面倒退！因为都自给自足了，没有进行跨区域交换的必要。
直到唐朝中期到宋朝初年这段时间，随着人口密度增加，商品交换频繁，以前跑十里路只有两户人家，交易得来的利润还不够支付路费的。所谓百里不贩樵，千里不贩籴，说的就是古代高额交通成本对经济的限制。这种情况下 ，跨区域的商品交易当然比不过我们村自给自足的小作坊。
可现在随着人口密度增高，同样的路程，同样的运费，以前一条路上两户人家变成十户人家，成本是不是就能平摊下来了呢？于是大型城市分工带来的规模优势就开始碾压了庄园小作坊了，庄园经济从此解体，庄园里面的人开始参与到城市化的社会大分工中来。那些簪缨世家，豪门大族，从此失去了存在的根基，就算庄园还在，但你不能再自给自足了，因为成本优势摆在那里，你的产品是竞争不过大城市的。而没有了庄园内循环体系，你就再也没有造反的资本了。
在我看来，所谓黄巢灭世家，只不过是黄巢送了这些无根朽木最后一程而已，在过去一千年里，比黄巢狠的人多了，曹操、尔朱荣、刘裕，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可任你雄才大略，也拿世家大族没办法，因为只要世家存在的经济基础不毁，豪族大军就会源源不断地扑上来。
这场社会经济大变革，也叫唐宋之变，唐宋之变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散沙化，以前那些可以跟王权叫板的贵族豪强全都没了。按理说，唐宋之变后，中国的皇权应该也会攀升到一个巅峰了吧？
确实如此，后来的明清两朝就在这条路上造就了“辉煌”的成就，差点没把中华文明给坑死。那为什么隔在他们中间的宋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呢？
二、克制的北宋
元朝我们就不多赘述了，蒙古人本身有充分的条件搞集权，可这帮牧羊人最后因为懒政，搞成了元以宽失天下的局面。纯粹是自作自受！
可宋这个王朝不一样，它从诞生之初就孜孜不倦地搞中央集权。然而很奇怪的是，它没有进化成明清那样的政体，反而进行自我约束，跟士大夫一起共治天下。
有人也许会反驳说，那是因为宋朝得国不正，所以要依赖士大夫阶层统治天下。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太片面了，至少宋初的两个皇帝太祖跟太宗绝对没有这方面的想法。
长久以来人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，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瓦解武将集团的同时，也在拆解文官的权力呀，宰相的凳子是怎么没的？宋朝那管职差分离的冗官制度难道是用来制约武将的吗？宋太祖他是文也防，武也防，本质上就是冲着皇权独裁去的。
甚至还有人说，宋太祖立下誓碑嘱咐后世子孙不杀士大夫，那就更加荒谬了。说这话的人肯定没看过太祖实录，赵匡胤在位期间几乎年年都有士大夫因为贪污罪被杀，可以说他杀的士大夫比宋朝所有皇帝加起来都要多。
宋太祖
宋太宗统治期间虽然因为燕云兵败，武德不振，最后不得已放宽了对读书人的限制，但在他统治期间，士大夫始终没有能翻出他的手掌心，远远谈不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。
有宋一朝真正开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从真、仁二宗开始的。
赵车神浪了一辈子，对外屡战屡败，对内盘剥无度，以至于晚年天灾起义连绵不绝，看完《太宗本纪》后让人直觉那简直就是王朝末世啊！
宋太宗
他的儿子宋真宗为了收拾老爹留下的这个烂摊子，最后不得已选择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。真宗把权力下放给圣相李沆、王旦、吕端、寇准这些贤臣，让他们放开手脚去治理天下，最后这些人也没有辜负真宗的期望，从997年车宗驾崩到1004年宋辽澶渊对峙这段时间，士大夫开创了一个不下文景的咸平之治，不仅恢复了国家元气，还让国家实力突飞猛进。在真宗统治的这25年里，国家户口直接翻了一倍，更加稠密的人口把唐宋之变带来的商业经济推向了巅峰。开国第三代后能出现这种程度的人口增长，在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。光这一点我们必须得给真宗朝的士大夫们点一个赞！
真宗晚年虽然大搞封建迷信活动，把上层建筑弄得乌烟瘴气，但由于权力已经下放，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大，所以真宗晚年是典型的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。
宋真宗
真宗死后刘娥掌权，这个号称“有吕武之才，无吕武之恶”的女人，其实一直都有那方面的心思。如果没有真宗朝放权换来文官集团死心塌地的拥护，后来刘娥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武则天都是个问题啊！
刘娥
刘娥死后，宋仁宗亲政，仁宗在位期间将士大夫阶层的权力推向了一个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的巅峰。
很多人都说宋仁宗是士大夫的仁宗和敌国的仁宗。这话其实有失偏颇，大家根本不知道仁宗当时面临的局面有多难。仁宗在位时期，干旱、水灾、瘟疫的爆发频率冠绝整个北宋，甚至比车宗后期还要糟糕。与此同时，外部又崛起了李元昊这个冤家，天天对宋朝喊打喊杀。这种局面下，除非他有秦皇、汉武、朱元璋那样的本事，否则极有可能会拿到崇祯的剧本。
可很显然仁宗没有那样的能力，他只能依靠士大夫群策群力渡过危机，而要让士大夫卖命，必须得进一步下放权力，所以仁宗朝的名臣数量也成为两宋的巅峰。
宋仁宗
我认为在那种环境下，没有亡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更别说他还开创出了一个盛世，作为生活在当时的一个小老百姓，又有什么资格对他挑三拣四的？
因为宋朝皇帝肯于约束自己的权力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才能任天下之智力，可权力之爱必须是双向的，在皇帝把自己关进笼子的同时，臣子也必须严厉约束自身，只有君臣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默契，才不会侵犯彼此的权力疆界，只有避免权斗才能携手治国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北宋大臣都是东林党那种贪得无厌不知进退的货色，宋仁宗放权给他们，那就是自杀呀！
很幸运的是，仁宗时期的北宋君臣形成了一种古今罕见的政治风气，这里头的原因很多，既有仁宗宽厚仁和绵里藏针的性格因素，也有宋朝祖宗之法的制衡作用，更有当时士大夫的精神素养在起作用。也只有在这种君臣同心的默契下，他们才能推动宋朝的内部治理水平发展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，一个至今都无法超越的巅峰。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繁荣景象是决计不可能出现的。
三、宋神宗的背叛
好了，说完士大夫的好话，我们再来说说他们的坏话吧。士大夫这个阶层治国方面确实是有两把刷子。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硬伤，那就是对外用兵方面能力欠缺。他们也很清楚这个劣势，所以有宋一朝士大夫始终都是耻于言兵。
然而当仁宗朝的内忧被一一摆平之后，外患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北宋下一阶段的主攻方向。兵，也就成了不得不言之事了。
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尤其是仁宗之后宋朝还迎来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：宋神宗。
士大夫的好日子到头了！
宋神宗继位后找来了仁宗朝名臣富弼请教治国方略，结果富弼开口就是：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。
这让宋神宗意识到，这帮旧时代的老人已经无法解决新时代的问题了。于是他就找了专门推销富国强兵药方的王安石，君臣一拍即合搞起了中央集权。很多人在研究王安石变法都着眼于经济层面，说他动了士大夫阶级的利益。但大家要知道在这片土地上，经济利益永远都是跟权力绑定的，没有权力庇护的经济那就是待宰羔羊啊。所以宋神宗君臣变法不仅仅是在破坏经济利益那么简单，他们这是在破坏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默契啊！
从集权的角度来看，王安石变法是很成功的，宋神宗通过元丰改制再次回到了太祖、太宗的集权路线上，到了他的儿子宋徽宗时，像蔡京这样的士大夫就成了皇帝跟前的一条狗，你必须迎合皇帝的欲望才能得到富贵，再想像仁宗时期那样面折庭争喷口水已经不可能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天下所有的脑袋都要围着一个人思考，再也不会有独立思考，再也不会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。如果这个人是个昏君，北宋危矣！
文史君说
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精英治国路线，是人类治国方略的绝佳选择，所以人们关注的焦点，